丛林清规——办道安僧的中国实践
   

    
丛林清规——办道安僧的中国实践
 
释明舒
 
一、引言
      走进禅宗寺院,祖师殿中供奉着的都是三位祖师,中间为达摩祖师,左为六祖惠能,右为百丈怀海。这正是中国禅宗发展过程中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三位祖师,其中达摩祖师是禅法东来之第一人,被尊为中国禅宗的“东土初祖”;至六祖慧能大师则禅宗弘传天下,并且是禅法中国化的关键人物;那么又为什么将百丈祖师和初祖与六祖并列供奉于祖师殿呢?因为他订立丛林规式,才使禅宗丛林制度得以真正建立。
      丛林是佛教特有的名词,《大智度论》卷三载:“多比丘一处和合,是名僧伽。譬如大树丛聚,是名为林[1]”;又《禅林宝训音义》载:“丛林”二字系取其草木不乱生长之意,表示其中有规矩法度[2]。又《百丈清规证义记》曰:“又律中。凡四僧已上。乃至百千。同住一处。作法办事如水乳合。皆名丛林。[3]”盛传“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由马祖道一禅师创建大部分位于江西的最初四十八处丛林,其得法弟子百丈怀海禅师订立丛林规式,名为“清规”,使丛林制度稳固建立。本来“丛林”一词最初是特称禅宗寺院,明清以后,其他各宗派寺院也往往随例称为丛林了。
      禅宗丛林制度是佛教传入中国后,适应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现实,而进行的办道安僧的成功实践,从而开创了中国式的寺院管理模式,为禅宗中后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了近代,汉传佛教寺院绝大部分都属于禅宗法系,即便有其他各宗派寺院,其规制也都受禅宗丛林模式的影响,而至今中国佛教协会在寺院管理方面仍坚持丛林模式,可见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丛林兴起的时代背景
(一)、佛陀时代的僧团生活
      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后便四方游化、传播教法、组建僧团,而僧众们的物质生活,如衣食住行等都极度简化,可以说已简化至最低的极限。
如衣物提倡使用粪扫衣,也就是世人所抛弃的旧衣、碎帛、送尸衣,收拾抖缀以为法衣。当然有条件时,一般主要是解夏时,也接受居士供养的功德衣——俱絺罗衣。
      饮食上则以次第乞食为主,过午不食。也就是日过正午就不再用食,一般每日乞食一次,或日中一食,或将所得食物分为早午两餐食用。乞食应不挑拣贫富挨门逐户乞化,并且不超过七户,如果乞化七户都未得到布施,则说明该僧人福资粮不足,那就空钵而还,少吃一天饭。当然有条件时,也接受居士的请供,按居士的邀请,用斎时间到居士家接受饮食供养,一般受供后又由斎主请法,受供僧人则要说法布施。有一次性的专请某位僧人,也有居士发心长期请供,不指定应供僧人,由僧团轮流指派。还有些大长者专请佛陀,并请所有僧团大众随同应供。
      居住则提倡冢间树下,铺开随身携带的卧具(一种比丘用具,是一大块布,垫在地面可以坐或侧曲而卧。)随缘坐卧,这在气候炎热的印度,即便冬季也是可行的。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佛陀与出家弟子们都是居无定所,除了四处传播佛法之外,平时唯以禅诵为务。而雨季结夏安居时,僧众们多半就寻找大树下、主人暂不使用的屋廊、阁楼、柴房草舍等处小规模聚集,划定聚居区域(结界),除白昼乞食时或必要时可以外出,平时生活禅修及休息都在其中(界内),雨季后解夏,又各自分散游化。
      僧众出行游化,一般步行,不使用交通工具,唯独渡河时乘船本来需要付费,但经过说明之后一般也都能免费乘船。个别情况船夫没有供养心不提供免费乘坐的方便,经中多记载由僧人显现神通渡河,而船夫见后就再进行忏悔。
(二)、丛林道场的原型----印度时期的精舍
      所以,佛教在创立之初,原无所谓寺院,但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信众增多,僧团壮大,尤其佛陀身边的常随众数量已很庞大,结夏安居制度的实行,僧人又有住于一处、聚众熏修的需要,信众有随时供养、请益的需要,于是佛陀接受了一些王者大臣长者富户捐舍的园林,这样就有了早期的“寺院”——精舍。
      佛陀时代最有名、规模最大的是祇园精舍,由给孤独长者和祇陀太子共同发心供养,占地约七甲,佛陀所居住的主楼有七层高,僧房计有数百栋,还有讲经集会的场所和浴室、厕所等公共设施。庄严富丽,环境优美,设施齐全,据说比憍萨罗国王宫有过之而无不及,实为天下第一福地。佛陀说法四十九年,有二十四年都住于祇园精舍。另外一个著名的是竹林精舍,据《大唐西域记》卷九载,有一大长者迦兰陀,时称豪贵,以大竹园布诸外道。见到释迦牟尼佛后,深起信心,乃将外道逐出,在竹园中建立精舍,请佛居住。[4]
      当时僧众的衣食住行已经极端简化,少事少欲,少用少务,无求无苦,不起诤因,所以能专心禅诵,用功办道。因此,精舍的管理也就极为简化,僧人不负责化缘建庙,是由功德主建成后直接布施给僧团,并且一般继续负责精舍的维修维护。精舍也不负责给僧众提供食物、衣物和钱财,大家只是随缘前来聚集居住,也随缘出游和离开,没有很多财产和事务需要管理。僧团只是依僧制推举、指派一些发心的僧人,临时一段时间(非长期固定性)做一些主要是服务性的工作,称为“为僧知事”、“为僧作务”,如洒扫僧园,接待来往僧人等。
(三)、佛教传入中国后面临的社会现实
       佛教传入中国后,所面临的社会经济文化现实却与印度迥异,首先对僧团生活方式有决定性影响的乞食制度,在中国就一直未能成功推行。在印度文化中,整个社会敬信沙门、婆罗门,供养沙门食物是公认的功德善行,沙门为一心修行而不事产业,乞食为生也是非常正当和高尚的。而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对乞食是排斥的,即便离俗的隐士,也往往隐居躬耕。出家人受到信众主动发心供养,还是社会文化心理可以接受的,但乞食为生就不被社会理解,不受社会尊重,以儒家为主的知识界,对大量出家人都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有很多尖锐批评和质疑的言论。加上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影响,僧人的居住条件、衣着需要,也无法像印度那样简化,面对这样的实际情况,中国僧团不得不改变印度时期的生活方式,很多事务也就相应的无法简化了。
      因此当时的僧团生活主要依靠帝王大臣、富裕信众的信仰和供奉,而在一些特殊时期,庞大的僧团又常常被统治者视为社会负担,认为造成了税收减少、劳役兵役的人力流失,这么多人脱离劳动使社会生产力受到影响,还要消耗社会财富,因此在舆论上又经常陷入不利,并受到种种限制。南北朝和隋唐时期,虽然官寺及其僧人数量也不小,生活条件较为优厚,但受这些不利舆论的影响,朝廷多对寺院的建立和僧人的剃度实行有限制的批准管理制度。有些时期寺院得到批准、僧人获得官方承认的僧籍还相当困难,有时朝廷还拆除未经批准的寺院,屡禁私度,强制无籍僧尼还归编户,甚至发生了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等数次大规模的灭佛法难。看似兴盛的佛教,由于僧团在经济上对中心城市、对统治者和富裕阶层的极度依赖,而在那个时代频发的政治动荡、政权更替和战乱中显得极为脆弱,潜伏着很大的生存危机。所以才有了南方丛林制度的兴起,僧众集体劳动、集体生活和修行,并以农禅并重,自给自足为主要方式解决了寺院的经济问题,从而开创了迥异于印度的中国式寺院建设、管理模式。
 
三、马祖建丛林
      佛教界一般都说“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马祖(709-788)系唐代著名禅师,法名道一,四川什邡人,因俗姓马,被尊称为马祖。幼年在成都净众寺从金和尚出家,开元年间到南岳衡山追随六祖大师的弟子怀让禅师习禅,《景德传灯录》记载了其“磨砖作镜”的悟道因缘,并在禅门广为流传。道一禅师在南岳怀让座下悟道后,又侍师十年,保任功夫成熟,方离开南岳,前往福建,继往江西弘法。
      当时,禅僧多寄居于律寺,或律寺别院,并且没有适宜禅宗修行的规制。《大宋僧史略》载:“达磨之道既行。机锋相遘者唱和。然其所化之众唯随寺别院而居且无异制。”[5]自达摩以来禅修者皆随其所止,游化为务,或居住于山林岩穴清修。而大量僧众在社会上的散居和游化,逐步引起统治者的疑虑和不安,到唐代,政府强化了对僧团的管理。《中国禅宗通史》载唐玄宗时,“将禅师聚居诸寺,重点改为律寺”[6],而律寺有一定的成规,与禅修者的修持方式和风格有很多不适应之处,史载“多居律寺。虽列别院。然于说法住持。未合规度。故常尔介怀。”[7]久而久之,产生了很多不便,为了改变寄居官寺(主要是律寺)或独居山林茅棚的状态,就需要“别立禅居”,“另创丛林”,而从马祖道一禅师开始,才有意识的进行了创立丛林的伟大实践。
      其实,从初祖达摩到三祖僧璨都是随机游化,居无定所。而四祖道信在黄梅破头山(后名双峰山)开法三十余年,聚徒五百,五祖弘忍继承其风格,主法于双峰山东山寺,开东山法门,投学者经常超过千人,史籍并没有记载他们曾获得朝廷或地方富豪的大量供奉,而有四祖、五祖及慧能、神秀等两大弟子重视劳作、从事劳作的记载,可见已经开始劳动自养。这可以说是禅宗丛林寺院建设和农禅并重的发端。但当时并不是有意识的进行一种变革,所以并没有普遍推行和制度化的稳固下来。
      而马祖道一禅师在弘法四十多年中,摄受徒众千余人,始终特别重视创建丛林,随处所至都聚众修行,开辟道场,主要有福建建阳佛迹岭、江西临川西里山、赣州宝华山、洪州开元寺等四十八处,可以说始终将丛林寺院的建设放在了一个首要的位置,并且是对传统的寺院建设、管理模式的一种变革。
      当时能够在较短的时期内建设这么多丛林,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僧人农禅并重,自给自足的生产劳动。这些丛林开始规模不一定很大,多地处江西和福建,在唐代是较为边远,地广人稀的地区,僧团容易获得可用于开发建设的山林荒野。而当时社会的战乱和动荡,经常造成大量的流民,很容易被政府视为不稳定因素,而有很多流民进入僧团修行,进行自给自足的生产劳动,“禅僧的游走问题也不存在了,战乱造成的流民也安顿了。[8]”被视为“为当政者分忧”。这就使僧众的聚集、僧团的扩大不再被视为人口流失和社会经济问题,为丛林建设提供了充足的僧源。所以开辟丛林最初并没有得到朝廷赐额,也就是合法寺院的批准手续,大量僧人也无法获得度牒,没有得到合法的僧籍,严格说来本是违反当时的宗教管理制度的,但在安史之乱后那个朝廷控制力日渐减弱的时代,却实际广泛获得了南方地方官员的支持和庇护。建寺的过程中,除了募化和信众供养外,还可以更多的依靠僧众的劳动,在这些远离中心城市的边远地区,有条件自己伐木、夯土、烧砖制瓦,自建房屋殿堂,开垦荒地,建寺和建寺后的供给问题,主要都可以依靠自给自足的劳动来解决了。而集体劳动和相应的集体生活,都是印度时期所没有的,例如僧人分散的乞食改为寺院集体供应食物,在斋堂过堂用斋等。这些都必然带来寺院管理内容和管理模式的较大变化。
 
四、百丈立清规
      马祖道一禅师弟子千余人,得法悟道者多达139人,以百丈怀海、西堂智藏和南泉普愿三大弟子最具盛名,尤其是百丈怀海禅师继承了马祖开创丛林制度的事业,制订了丛林规式,名为清规,将僧团生活和丛林建设、管理的内容、模式都制度化,适应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现实,正式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
      怀海禅师,福州长乐人,幼年即从西山慧照和尚出家,在衡山法朝律师处受具足戒,后前往江西马祖门下参学悟道。至马祖圆寂后,住石门山马祖塔旁隐修,后应信众邀请,前往洪州新吴(今江西奉新县)百丈山驻锡传法,所以被称为百丈禅师。百丈怀海禅师中国禅宗史上的影响极大,其得法弟子黄檗希运禅师及其再传弟子临济义玄禅师,开创了禅宗五家之一的临济宗,百丈的另一位得法弟子沩山灵祐禅师及其再传弟子仰山慧寂禅师,则开创了沩仰宗。他所订立的丛林清规,则对中国禅宗,甚至进而对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百丈禅师所订立的清规原文(现在称为《百丈古清规》)已经散失,但现在依据《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禅苑清规》和《敕修百丈清规·古清规序》还能知其大略。清规折衷大小乘经律,并依据佛律随方毗尼的精神,结合丛林僧团生活的实际情况,并吸收了中国本土儒家理论和礼乐制度的精华而形成。由于丛林实行集体劳动、集体生活、集体修行,所以相关的制度也需要建立,这就同印度佛教及中国佛教早期的僧团有了很大的不同,首先制度更多,“其诸制度与毗尼师一倍相翻。[9]”各项制度也带有明显的中国色彩,因为不完全合于佛制,而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怀海禅师被一些义学沙门和律师们指责为“魔子”、“破戒比丘”,直至明末,蕅益大师在其律学著作《沙弥十戒威仪录要》中还批评说:“《百丈清规》,元朝世谛主持穿凿,尤为可耻。[10]”这虽然是在批评元代定稿的《敕修百丈清规》,但仍可见大师对清规的精神是不肯定的。近代弘一大师也借此评价说:“即百丈原本今仍存在,亦可不须阅览,况伪本乎?[11]”但是当时的禅宗丛林对清规却纷纷采用,“天下禅宗如风偃草,禅门独行由海之始也。[12]”(《怀海传》)禅宗从怀海禅师开始 “禅门独行”,也就是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由于清规适应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现实,非常现实的解决了佛教传入中国后僧团生活和寺院管理上“水土不服”的问题,摄受僧众,安心办道,所以“虽非佛制,诸方为清净者不得不为也。”“天下随之者益多而损少之故也,谥海公为大智不其然乎。[13]”那么,清规有哪些变革性的制度,有什么具体的规定呢?依据上述几种史料并参照当代丛林所行,略知大概为:
(一)、农禅并重,集体出坡,行普请法。
      这是对印度时期僧团规制的重大改变,依律僧人是不允许耕作,修治田地,从事农业生产的,佛在涅槃前的遗教中也严厉禁止,“持净戒者,不得贩卖贸易、安置田宅、畜养人民奴婢畜生,一切种殖及诸财宝,皆当远离如避火坑。不得斩伐草木、垦土掘地,合和汤药、占相吉凶、仰观星宿推步盈虚历数算计,皆所不应。”[14]。但是如前所说中国社会的文化心态是排斥乞食的,乞食制度未能在中国成功推行,使中国僧团的发展在经济上面临更多的问题,所以被迫从事生产劳动就有了一定的必要性。东晋僧人道恒就在《释驳论》中提出,沙门“自未造极要有所资,年丰则取足于百姓,时俭则肆力以自供。诚非所宜,事不得已。”也就是说僧人进行生产劳动虽不合适,也是不得不为之。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对自力耕食,勤俭持家则并不排斥。这样,随着僧团的扩大,可能从事生产劳动者已不再少数,四祖道信就坐作并重,据《传法宝纪》载,四祖“每劝门人曰:努力勤坐,坐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即闭门坐。[15]”五祖弘忍七岁出家,“役力以申供养,法侣资其足焉。[16]”“昼则混迹驱给,夜便坐摄至晓,未尝懈倦,精至累年。[17]”也是一生从事劳作,六祖大师曾在五祖门下舂米八个月,神秀大师投奔五祖时也发心劳动,“决心苦节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18]”而百丈清规则不但是继续了中国僧团中已经出现的部分僧人从事生产劳动的现状,而且是进一步将生产劳动制度化、规范化,并以文字规定的形式将其正式化、合法化,所以仍然招致了部分义学沙门和律师的强烈反对和批评,被视为外道。
      笔者认为,佛陀制诸比丘,不事农耕,不营产业,是让修行人脱离世俗,不拥有和聚集、守护财产,这样可以心无挂碍的用功办道,这在印度的社会文化现实中也是可行的。但中国的社会现实,这样却不利于僧团大规模的发展。而四祖以来所开创,怀海禅师将其制度化、正式化的坐作并重,或者说农禅并重,僧人虽然从事生产劳动,但个人并不因此拥有和聚集财物和产业,一切都属于十方僧团共有,所以其劳动相当于发心“为僧作务”,这就有很大功德,不应视作犯戒经营产业。因为不增长贪心,集聚私产,所以禅僧们在劳动之余一心用功办道,并没有世俗财物的牵挂,应当说不能死板的认为是违背佛制的,至少是没有违背佛陀制戒的制意。
      当时丛林集体从事生产劳动,称为“普请”,现在称为“出坡”,由僧值安排打出坡板进行通知,僧人上至主持,下至清众,除有病者一律参加。百丈禅师自己就亲为典范,领众修行外还勤力劳作,至晚年仍然砍柴种地,大众因其年迈恳请他休息,不得同意后就将他的劳动工具藏起来,他便不吃饭,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大家只好把工具还给他,成为丛林的一段佳话。
(二)、以僧堂为中心的集体生活和集体修行
      丛林僧众,不但集体劳动,产业也是常住物,属于十方僧共有,劳动的果实是属于十方僧的,由现前的僧团共同享用。据此原则丛林除少数私人用品外,还财产共有,集体生活和集体修行。其活动中心为僧堂,现名禅堂。当时除“长老”(相当于现在的主持)一人可居住于单间“方丈室”外,其他“学众”全部要居住到“僧堂”,而现在禅堂一般则是清众住于堂内,书记以上都可以住单间。堂内设有东西广单,也就是左右两处“长连床”,每个僧人有自己铺位,在这里寝息,四面围绕着禅座,供每个僧人禅修,中间设立佛龛供大众围绕经行。现在禅堂还有钟板法器作为号令,按时集体起居,排班上殿(早晚到大殿诵经)过堂(到斋堂集体供佛用餐),每天按时在禅堂内经行和静坐若干支香(每次经行和静坐都以燃点长短不同的香来计时,一次就称为一支香)。若有出坡,则全体参加,长老在法堂说法也集体参加,所以成为整个禅宗寺院僧人生活和修行的中心。史载若有犯清规者,由“维那”检举,“摈令出院”。可见当时僧堂和现在的禅堂一样,都是由维那负责管理的。
      后来,还有供非常住的挂单僧人居住的上客堂,也稍类似禅堂,由寮元负责管理。因为丛林属于十方僧团,各处僧人都可以随时挂单,挂单僧人则安排于上客堂,如果不申请常住,也不告假离开,只要不违犯清规戒律,就可以无限期的居住,称为“挂海单”。挂单僧众因为不属于常住,管理要求相对较于松泛,但仍是要随众集体上殿、过堂、出坡,只是每天在上客堂内集体经行和静坐的次数明显少于禅堂,除集体出坡外也不安排任何其他的事务和劳作,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挂海单僧人由于不属于常住,也就不享受衣单补助(零花钱)等经济待遇,但遇到居士供僧时,则同样供养有份,并且可以根据个人意愿,随时离开去往他方参修。这就是顺治皇帝所称赞的“五湖四海为上客”,“天下丛林饭似山,钵盂到处任君餐”。
(三)、以法堂为中心的参学和传法
      最初的丛林是“不立佛殿唯树法堂[19]”,这样不需要高广殿堂,不需要繁多的经像法物,将禅者直接引向自心的修证。“合院大众,朝参夕聚[20]”,由“长老”在法堂开示大众,称为“上堂说法”。而参学者可以同长老问答,“宾主间酬。激扬宗要[21]”,大众则站于两旁,“雁立侧聆”,以期有所领悟。当时的参学和传法,除法堂外,禅师们也还经常利用生产劳动之际和生活的现实场景,活活泼泼的随机启发,中国禅宗修证和传法的独特风格淋漓尽致的显现出来。
(四)、以长老、十务为主构成的管理体系
      因为要组织集体劳动、经营管理集体财产、安排集体生活和集体修行,所以有很多管理工作。这就需要设立相关的管理机构及职务。《古清规》中丛林是以长老、十务和大众构成,《禅门规式》中记载有“置十务谓之寮舍,每用首领一人,管多人营事,令各司其局也。”所谓十务就是十个寮口,也就是十个不同事务的管理部门,每个寮口各有一位主要负责的执事“首领”,和从事具体事务的多人。具体的十个寮口是如何分设的,其“首领”分别负责哪项事务已不见具体记载,但在宋代的《禅苑清规》中已清楚表明了宋时丛林执事的名称与职责:“自尔丛林之设。要之本为众僧。是以开示众僧故有长老。表仪众僧故有首座。荷负众僧故有监院。调和众僧故有维那。供养众僧故有典座。为众僧作务故有直岁。为众僧出纳故有库头。为众僧主典翰墨故有书状。为众僧守护圣教故有藏主。为众僧迎待檀越故有知客。为众僧召请故有侍者。为众僧看守衣钵故有寮主。为众僧供侍汤药故有堂主。为众僧洗濯故有浴主水头。为众僧御寒故有炭头炉头。为众僧乞丐故有街坊化主。为众僧执劳故有园头磨头庄主。为众僧涤除故有净头。为众僧给侍故有净人。[22]
      而现在的丛林则已经没有十个寮口,一般分为四个寮口,即丈室、禅堂、库寮和客堂四寮。其中丈室是住持及其侍者等秘书机构及办事机构,由衣钵负责,禅堂是集体修行、生活的中心,由维那负责,库寮是寺院的财务、经济部门,涉及经济收入、开支、物资管理、产业经营的所有工作都归库寮,由监院负责,客堂则负责来往僧众和信众的接待,寺院的人事安排、住房安排,还有殿堂香灯、日常的生活、卫生和生产劳动等,由知客和僧值负责。其中丈室是首脑机构,禅堂是修行、生活的中心,而库寮和客堂又统称为外寮,是从事各项具体工作和事务的外护机构。具体的管理体系可能同百丈禅师时已经有较大的变化和发展,但可以认为都是从百丈古清规而发端的。
(五)、清规的流传和演变
      《古清规》到宋初时已经失传,宋元时期各大寺院往往有自己不同的清规,内容不尽相同而无大异,应该都是在《古清规》的影响下形成,合于《古清规》精神。不但禅门内因此有了多种不同的清规撰著,其他宗派也一相效仿,如元代律宗编成了《律苑事规》,天台宗山家派有《教苑清规》。丛林制度后影响到日本佛教,日本佛教禅宗各派,以及净土宗和日莲宗也都相应制定了本宗派的清规。
      现在中国禅宗较为常用的是元代编订的百丈山《敕修百丈清规》和后出的镇江金山寺《金山规约》、扬州高旻寺《高旻规约》。当代丛林中一般认为各处寺院都可以有自己的规约,认为僧众到哪里就要守哪里的规矩(规约中的具体规定),这是随方毗尼的精神,而且规矩也是活的而不是死的,规矩是为了和众,也就是为了和合大众共同修行与共同生活而立的,所以不能死规矩,为规矩而规矩。由于世异时移,有些规矩也就渐渐不行了(不再执行),但还需要知道,因为他方(其他寺院)还有行着的,禅者需要有此眼界。还有一些规矩,已经完全没有行的了,就都可以不知道了。
      但实际上大部分寺院都无法制订自己完整的规约,这是一个宏大的工程,所以一般都是或只订一个简要的规约,其他就具体参考以上三部常用的规约执行,甚或完全没有自己的规约,那就完全参考以上三部规约。
 
五、建设丛林和订立清规的历史意义
      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是中国佛教适应国情,办道安僧的伟大实践。首先从禅宗开始,继而影响整个中国佛教,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采取了全新的寺院建设模式,不再完全依靠政府和地方富豪作功德主,更大程度上由僧团自立解决。又以适应当时小农经济社会现状的方式,农禅并重,自给自足,解决了僧团发展、自养的经济问题,而由此带来了僧团生活方式的极大变化,并引起了相应僧团规制的进一步制订和完善。从而解决了僧团扩大后,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现实不完全相适应,而潜伏的巨大生存危机。
      正是有马祖建丛林和百丈立清规,禅宗才走上了独立发展的宽阔道路,也正因为南方丛林的发展和兴盛,才使会昌法难时其他宗派受到很大冲击,一蹶不振时,禅宗却因为远离中心城市,有独立的经济基础,而免受其难。
      马祖建丛林和百丈立清规,使中国佛教在寺院建设和管理的模式上,集体禅修的方式上,走上了迥异于印度时期的中国化的道路。


[1] 《大智度论》卷第三,《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二十五册,第57页。
[2] 《卍新纂续藏经》第六十四册,第435页,“乃众僧所止之处。行人栖心修道之所也。草不乱生曰丛。木不乱长曰林。言其内有规矩法度也。”
[3]《百丈清规证义记》,《卍新纂续藏经》第六十三册,第373页。
[4]《大唐西域记》,《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一册,第867页,
[5] 《大宋僧史略》,《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四册,234页。
[6] 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2月第1版第2次印刷,第260页。
[7] 《百丈清规正义记》,《卍新纂续藏经》第六十三册,第373页
[8] 温金玉:《马祖道一丛林建设及其现代意义》,《中国禅学》第五卷,第374页。
[9] 《宋高僧传》卷十,唐新吴百丈山怀海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册,第322页。
[10] 《沙弥十戒威仪录要》,《卍新纂续藏经》第六十册,第434页。
[11] 《问答十章》,《弘一大师全集》卷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1993年版,第252页下
[12] 《宋高僧传》卷十,唐新吴百丈山怀海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册,第322页。
[13] 同上。
[14] 《佛垂般涅槃略说教诫经》,又名《遗教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十二册,第1110页。
[15] 陈士强:《<传法宝纪>钩沉》,《法音》杂志1989年07期。
[16] 《楞伽师资记》,《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八十五册,第1283页。
[17] 王丽媛:《从黄梅禅看佛教与中国社会的适应》,《法音》杂志2013年03期。
[18]《宋高僧传》卷第八,唐荆州当阳山度门寺神秀传。《大正新修大藏经》卷第五十,第709页。
[19] 《宋高僧传》卷十,唐新吴百丈山怀海传。《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五十,第322页。
[20] 《百丈清规证义记》,《卍新纂续藏经》第六十三册,第373页。
[21] 同上。
[22] 《重雕补注禅苑清规》第八卷,《卍新纂续藏经》第六十三册,第5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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