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中国佛教僧伽教育的思考
   

    

关于现代中国佛教僧伽教育的思考

 

释明舒  释耀芸

 

    佛法在人间的传播与弘扬,有赖于僧团的住持,由高素质的僧尼人才所组成的贤圣僧团是佛法长久住世弘传的根本保证。而高素质的僧伽人才来源于辛勤的教育和培养。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说:“大力培养合格僧才,加强人才建设,是关系中国佛教命运和走向的头等大事,是我国佛教事业建设与发展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培养新一代的既适应现代社会能够弘法利生,又在根本上保持出家人本色的僧伽人才已经是刻不容缓的课题。

一.   回顾传统的僧教育模式

    佛教传到中国以后,中国佛教的高僧大德通过僧制的建设与清规的制定,以师徒关系为纽带,以僧团大众的熏修为基础,将僧团建设与僧教育紧密结合起来,造就了无数的佛教人才。中国佛教历史上传统的僧伽培养模式,主要可归结为参大座、听开示与阅藏三大类。

(一)参大座

    参大座是指某寺院请到某法师开讲某部大经或大论,讲的时间可能是几个月或几年,由请法的寺院发心供养法会,发出通知,各地参学的学僧前来寺院挂单学习。讲经法师叫某某座主,如民国时期专精华严的应慈法师号华严座主,楞严独步的圆瑛法师号楞严座主。传统学僧学修教理的方式主要是采取去各处参大座的模式,在一段时间内依止一位善知识,从他听受某一部或某一方面的经论,以此在教理上进行领悟。学僧听受一部经论圆满后可再继续到别的法师处参大座。因为各位法师在佛法上各有独到见地,学僧通过师从多位法师参学,深入学习经论,博采众家之长,可以达到对某一部经论或某一方面教理的通达。历史上玄奘大师少年时就曾师从多位法师听受经论,在唯识学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学识,为去印度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

    另一种情况是许多学经生在经过一段时间往返参学后,又专在某位法师身边长期依止亲近。如当年玄奘大师从印度学成后开立译场,翻译经论,参与译场者多从大师受学。大师白日译经,晚上为众弟子解答问题,之后弟子中俊杰之士层出不穷,都是后来名动一时的佛门龙象。

    传统培养法师的方式是,讲大座的法师,一般会在讲经时从比较长期依止的参学人中,挑出优秀的弟子进行复讲,叫讲小座,上午法师讲大座,下午参学人讲小座,就是复讲,从复讲的法师中挑出新的法师来。这是传统的教育方式。如谛闲法师、倓虚法师、圆瑛法师、太虚大师等都曾经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薰习并获得肯定。民国时间谛闲老法师创办观宗学社。天台宗第四十四代传人倓虚老法师在观宗寺亲近谛闲老法师时,即因复讲时陈理透辟而被谛老法师嘉奖为“虎豹生来自不群”而崭露头角,而后大弘佛法于东北、华北。

(二)听开示

    听开示就是在学修合一的场所,如念佛堂或禅堂中,有宗教皆通、有修证的班首师父将自己的修行经验以讲开示的方式教予学人,参学人用听开示的方式逐步发明心地,获得正知见。传统上一些参禅的学人,参访善知识,在善知识座下聆听开示,得到进益,从而开悟的大有人在。禅宗史上此类公案甚多,参禅人多采用这种方式。太虚大师在自传中曾提到他十八岁时入禅堂参禅“八指和尚所讲的开示,每甚精警。偶然在狭路相遇,亦曾提示话头以促令起疑参究。”

(三)阅藏

    阅藏就是有一定参学基础的人自己发心闭关看整部大藏经。一些重点的经论,在大藏经中都有很多种疏释,阅藏的法师将各种疏释反复地去研学,因此在教理上能够通达。以前专门有寺院发心供养出家人阅大藏经,阅藏的法师可以不参加寺院其他法事,专心阅藏。近代的高僧太虚大师在他的自传中曾谈到他阅藏的经历。太虚大师十九岁至西方寺阅藏,“从此乃规定就目力所能及,端身摄心看去。依次日尽一二函,积月余大般若经垂尽,身心渐渐凝定。一日、阅经次,忽然失却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灵光湛湛,无数尘刹焕然炳现如凌空影像,明照无边。座经数小时如弹指顷,历好多日身心犹在轻清安悦中。数日间、阅尽所余般若部,旋取阅华严经,恍然皆自心中现量境界。伸纸飞笔,以似歌非歌、似偈非偈的诗句随意抒发,日数十纸,累千万字。”“从此,我以前禅录上的疑团一概冰释,心智透脱无滞,曾学过的台、贤、相宗以及世间文字,亦随心活用,悟解非凡。”

(四)现代佛教已丧失完全坚持传统教育模式的条件

    传统的僧伽教育模式在历史上产生了很好的作用,以这样的方式培养出了无数优秀的僧才,但这种模式在现代已经很难适用了。这种教育模式主要的弊端在于无法形成体制化。学僧学习过程中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渐进的次第。一般是哪里有讲大座就去听,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无法根据一定的程序系统地学习。如谛闲法师当初刚去依止敏曦和尚座下时,当时敏曦和尚正在开讲《法华经》,谛闲法师初次听讲,茫然不知所云,幸而维那授虚法师课后再给他作更通俗的讲解,谛闲法师痛下苦功,白天听经,晚上钻研注解,连谛闲法师这样宿缘善根深厚的法师当初一听讲时也是不得其门而入,由此可知,没有教理基础的学僧通过参大座的方式来进行学习,自行摸清理路,是有很大的难度的。学僧的学习境界、学习深度端看学僧本身的努力与资质,而其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前辈的肯定与提拔,虽然在形式上比较自由,但很难大规模地培养造就僧才。在现代社会,参大座这种形式所依靠的条件也渐渐丧失,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寺院发心请法师开讲大座,佛教界也不再有那种四处参学的风气了。由于现代科技的发达,现在可以很方便地通过网上讲经视频学习经论,网上弘法也已经非常普遍,参大座这种形式已经不再适合现代了。

    对于听开示这种方式,现代多是各处打禅七、佛七,各地禅和子和念佛人前往听开示。由于经过文革后,僧团传承出现断层,象那种宗教皆通,能于紧要处给予棒喝,解粘去缚,令学人当下发明心地的善知识越来越难以遇到,因此很多人虽于多处参加禅七或念佛七,甚至连基本理路都还没有摸清楚,更不要说向上一步用功了。

    对于阅藏来说,即使在古代,也从来都是少数人。如果没有一定的教理底子和修证功夫,很难从阅藏中得到真实受用,甚而容易落入文字窠臼。

 

二.近现代僧伽教育的兴起

    现代僧伽教育主要是以佛学院模式为主。近代佛学院的兴起,是在清末民初产生的。太虚大师曾经深刻地揭示了僧教育会成立的背景。他说:“中国在三十年前,因感外侮有变政兴学之举,所办新学新政往往占用寺宇,拨取寺产,激起僧众反抗,由联日僧以保护引起外交;乃有使僧界自动兴学,自护寺产,另立僧教育会之明令。浙江之寄禅、松风、华山,江苏之月霞,北京之觉先等,南北呼应,为当时组设僧教育会而办学堂之僧领袖。”(《太虚大师全书》精第29册,p.47)又说:“自清季以來,佛教即入多事之秋。三十年来常有僧寺能不能存在之问题发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僧寺时感无限之恐慌。”(《太虛大师全书》精第17冊,p.473)时当清朝末期,面对日益高涨的“庙产兴学”的压力,在先后谋求藉信徒之力消极抵制和借助来华日僧的庇护均告失败之后,佛教界为了避免庙产流失,就在佛教内部兴学,开办僧伽学堂,希望以此提高僧众的文化素质,并抵制当时庙产兴学的冲击。晚清学部也鼓励佛教界自办僧教育会和僧俗学堂。辛亥革命以后,佛学教育风行一时,僧学堂如雨后春笋。据不完全统计,至1944年,全国佛学院不下三四十所,其中较有影响的如武昌佛学院、支那内学院、汉藏教理院、闽南佛学院等。这在当时为佛教的振兴起到了极为有力的推进作用。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沿用了这种学院式培养僧才的方式,经过赵朴老、佛源老和尚、妙湛老和尚等佛门大德不懈的努力,成立了中国佛学院、闽南佛学院、福建佛学院、云门佛学院等知名佛学院,为佛教界培养输送了大批优秀佛教人才,在各地寺院担任重要职务,为现代佛法的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就当前佛学院教学的现状来看,现代佛学院的教学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弊端,亟待改正。就笔者的粗浅认识,有以下几点弊端:

(一)部分师僧见解严重脱离佛教本位,造成潜在的信仰危机

    当前佛学院最严重的问题就是部分法师和学僧见解严重脱离佛教本位,缺乏正信。也就是说出家的学僧有很多在信仰上不坚定了。笔者曾经遇到有些沿海地区某些著名佛学院的学生,与他们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交流。中间有好几次发现有些人的信仰已经有问题了,他们已经认为三世因果只是为了让愚夫愚妇接受这种道德教育而需要的一种理论,而不是实际存在这种因果关系了;认为佛经中讲的佛陀的神通事迹等都是比喻和神话;而且不要说现在的修证如何,连将来修证求成就的心也没有了;完全是以一种分别念在对教理进行研究,然后将佛教当成一种哲学思想。我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大部分的学僧进行了反思,觉得自己出家时也不是这样的,而是在出家后不知不觉地改变了,原因就是佛学院教育的影响,自己需要好好地反思一下。而也有一两位同学,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坚持上述观点。

    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现代佛教僧伽教育最为失败的地方。民国末年振兴律宗的弘一法师在福建开办佛教养正院,他曾在养正院发表讲话说“我平时对于佛教是不愿意去分别哪一宗、哪一派的,因为我觉得各宗各派,都各有各的长处。但是有一点,我以为无论哪一宗哪一派的学僧,却非深信不可,那就是佛教的基本原则,就是深信善恶因果报应的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时还须深信佛菩萨的灵感!这不仅初级的学僧应该这样,就是升到佛教大学也要这样!”“我以为无论如何,必须深信善恶因果报应和诸佛菩萨灵感的道理,才有做佛教徒的资格!”(弘一律师《南闽十年之梦影》)也就是说,如果连因果和佛菩萨的灵感都要否认的话,那么不要说比丘了,做佛教徒的资格也是值得怀疑的。僧教育,明确了所培养的人才必须是能够住持佛法的僧人,如果连信仰也缺失了,那么这个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无论在别的方面多么优秀,这个教育从根本上来讲都是失败的。

    而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大陆的佛教在文革后恢复时底子薄了,缺少老法师,不少佛学院在教材上选用了一些台湾著名法师的著作,对一些在学术研究界产生较大影响的著名法师及其观点盲目接受和崇拜,而这些位台湾法师本身具有脱离佛教本位的知见,或受到日本佛教界某些“革命性”观点的影响。这样,使大陆的僧伽教育受到了影响。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印顺法师和圣严法师。

    作为学者做学问,有怀疑精神、有新观点新思考无可厚非,但内外有别,作为我们办的僧伽教育,还是应该站在佛教徒的本位来进行教育,在教言教呀。你可以认为大乘非佛说,十方三世诸佛只是神话,佛菩萨的功德和智慧也是神话,但是你就不能还自称为菩萨戒比丘了,否则人格有严重问题。你可以认为小乘经典支离破碎、三界与净土、阿罗汉们的神通都是神话、基于六道轮回的善恶报应仅是道德警示,但是你都不能再自称为小乘比丘了,甚至不能还自称为佛弟子了,否则你的人格已经有严重问题。如果不是以僧人的身份,不是以佛弟子的身份,怎么认为都是你的事,“从他谤,任他非,把火烧天徒自疲”。佛陀曾经授记,佛法非天魔外道能坏,而如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从内部而被破坏。《法灭尽经》中曾经预言未来魔作比丘,魔比丘势力大起来之后,驱摈正法比丘不得安住,造成法灭。作为佛教僧伽教育,采纳这样的一些法师的著作作为教材,采纳他们的思想的话,那么不能不说是有失偏颇的。如果采用这些法师的这些观点,那我们的思想就会混乱,信仰一定会打乱,佛教界应该对此引起足够的反思与重视。对于那些完全搞“学问研究”的僧人,不顾自己身份,完全不站在佛教本位的做法,僧教育必须要和他划清界限。

    佛法是重实证的,由于受到日本近代以考据的方法研究佛法的影响,出现了很多抽象性、臆断性、相反于传统观点的推断,完全是以一种主观武断来看待佛法,用这种方式来学佛是有问题的。正如中国二十年代出现的古史辩派,又称疑古派,认为古代记载的历史不真实,认为古人的各种言行不足凭信,按照各种逻辑和推理,自圆其说形成一个看似蛮有逻辑的体系,由于古史辩派的成员多是著名的大学者,因此风行一时。但随着近代考古学的迅速发展,很快将他们否定的古史通过考古成果一一证实,古史辩派也就烟消云散了。而我们不应该再培养一批佛学上的古史辩派。

    其实早年太虚大师即针对印顺法师的一些不正确观点做出了严肃的批驳。印顺法师在《敬答『议印度佛教史』》中讲“菩萨乘为雄健之佛教,为导者,以救世为己任者,求于本生谈之菩萨精神无不合。以此格量诸家,无着系缺初义,『起信论』唯一渐成义,禅宗唯一自力义:净之与密,则无一可取,权摄愚下而已。”净密两大重要宗派竟被认为无一可取权摄愚下,而其他宗派也各有不足,至于可观的菩萨精神也仅存在于本生谈中了。至于印顺法师对于大乘各宗的批评,太虚大师予以了反驳:“令众生都脱苦安乐而发菩提愿,忘己为他,不求自利,大悲为根,大乘所共,安见无着系之缺此。起信不限时劫,华严短劫亦入长劫,禅顿悟不废渐修,天台六即尤解圆行渐,岂必违任重致远精神。唯识与台、贤、禅俱注重尽其在我之自力,但令净、密返于辅謢修行之原质,则都无可訾议。”太虚大师的出发点是想要融会各宗、继承中国佛教传统的,与印顺偏扬空宗贬斥他宗、全面否定中国佛教传统的做法迥异。在佛学研究和历史考证的方法上,太虚大师在《再议“印度之佛教”》中针对印顺法师《印度之佛教》中之观点,提出:“今得原著从四含、六足,以至大毘婆娑、顺正理等所曾辩涉各方,揭出虽译久晦之多种精义,及诸可为演生大乘之源泉者,益增教义内容之丰富。然亦因此陷近锡兰之大乘非佛说或大乘从小乘三藏紬译而出之狭见。”。太虚大师指出,企图从小乘经论中寻求大乘源流的做法甚不可取。对于印顺法师“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的人生佛教思想太虚大师亦不赞同。“他若佛法应于一切众生中特重人生,本为余所力倡,如人生佛教,人间佛教,建设人间净土,人乘直接大乘,由人生发达向上渐进以至圆满即为成佛等。然佛法究应以「十方器界一切众生业果相续的世间」为第一基层,而世间中的人间则为特胜之第二阶层,方需有业续解脱之三乘及普度有情之大乘。原著以阿含‘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片言,有将佛法割离余有情界,孤取人间为本之趋向,则落人本之狭隘。”对于“大乘非佛说”,太虚大师的态度是鲜明而坚决的:“大乘经源出佛说,非非佛说,亦非小乘经论紬释而出。”作为一位具有纯洁的宗教信仰的大乘佛教徒,太虚大师显然是将一切佛法均当作佛陀不思议内证境界的任运流布来敬重,而不是如《印度之佛教》的作者那样,把神圣玄秘的教法、教史均视为完全可由凡夫分别心加以悬想计度的世间普通学问对待。太虚大师并批评印顺法师的立场:“故虽特尊龙树亦不能完全宗奉,而有「已启梵化之机」之微词;所余大乘经论不为所尊重,复何足讶!则其附摄大乘于小乘,不容有超出小乘之大乘,自当与大乘佛菩萨立场有异。”由此可见,在书中,印顺法师已经偏离了身为大乘学人的本位了。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大乘非佛说,但是已经将大乘佛法完全限制在由小乘佛法中所引出,而没有在小乘中提到的大乘佛法的来源何在则不予肯定了。而对于印顺法师在《印度之佛教》中将印度佛教的衰亡归咎于“真常唯心论”(如来藏学说),太虚大师对此亦有不同意见,甚至针锋相对地说“令印度佛教衰灭,除外来政治社会原因外,咎莫大于此执空诤者。”,“盖依中观内修观行,高者可证入空性,从容中道,如龙树,或成中国禅宗;而执空论者,善坏他论,自无可持,不流恶取空拨无因果,则惟有如清辨转入神秘密咒延续身命之一途。而他论被坏者,亦厌倦苦诤,同趋密咒为息心之地。”印度佛教衰落的根本原因都是偏离了佛法的本质,流于形式,流于学术化的争辩,而缺乏真修实证,而不应该归罪于某一宗派。也就是说,对于印顺法师的研究方法以及对于大乘佛教的看法,太虚大师在很多方面都是否定的。

    而圣严法师的某些观点更加的偏激。他的著作《印度佛教史》被许多佛学院选为教材,可是他却说,佛教“既然无力从辩论上取胜外道,便在心理上做武装。忿怒金刚的出现,多手多头的金刚萨埵的出现。金刚手菩萨的塑像,即是右足踏着大自在天,左足踏着自在天的配偶女神;印度教的种种神祗,也无一不被佛教的金刚降伏,这都表现了当时佛教的心理状态。”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主观臆测。如果多手多头的佛像出现是代表了佛教在心理上做武装,圣严法师本人亦曾开示过千手千眼大悲咒持诵时说“观世音的菩萨法门汇集了观世音的无量劫以来所有一切修持的功德,所以持诵大悲咒就等于获得了观世音菩萨无量劫来所修一切功德的加持力,这力量非常大。”(1998年三月十三-十五日新世纪共修共愿祈福法会)而他也“早期,于高雄山寺闭关中,我即是采取独修的方式进行《大悲忏》”,而大悲忏与大悲咒同是出自于《大悲心陀罗尼经》。这样自相矛盾的观点,又要如何解释呢。更不要说书中还有很多出自于主观臆测,主观推断的论点了。

(二)部分同学未能养成良好僧格,学不致用,学修脱节。

    某些佛学院校,多重学习理论知识,而在学僧的僧格培养方面有所缺乏。只注重在知识上进行教育,而忽略了学僧的僧格养成,以致于有些学僧戒律松驰、贪图享受,不明因果,道心退堕,甚至还俗回到社会。在学习中,只重视知识的传授,而对于惜福、习劳、持戒、自尊的风气没有养成,学僧在佛学院仅满足于拿到毕业证,而对于丛林的规矩法则不熟悉,毕业后无法适应在丛林的生活。在《僧教育的新构思》中,妙湛老和尚说到:“目前国内的佛学院,都是沿着本世纪初到四十年代佛学院的老路走过来的,以培养讲经法师为唯一的任务。培养出来的学僧,知识面很狭,除了懂得点名相或几部经论之外,其它的特长是一无所有。因此毕业之后,学非所用,出路成问题。结果这些人回到寺庙里,小事不肯做,大事干不来,还摆出一副佛学院毕业僧的架势,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整天唉声叹气,牢骚满腹,不仅成不了佛教的中坚,僧界的柱石,有的甚至还滑向堕落的边缘。”佛学院要培养的是续佛慧命的宗教家,其行为应足以为人天楷模。假如品行太差,就连社会一般人的素养都比不上,何以化导社会呢?而部分佛学院毕业的学僧,在教界也口碑不佳,普遍反映“能说不能行”、“高不成低不就”,不仅在自身修行上难以得到进步,更难以担当起弘化佛法的责任。

    自从清末民初以来引进了西方的学院式教育,目前佛学院基本上和社会上的教育方式一样,也都采用灌输式的。而且加入了许多文化课程。许多学院虽然都在提倡学修并重,事实上还是以学习佛学文化知识为主。学校课程的安排方式,也与社会学校没什么两样。学僧学了佛法知识,但却于实际无法应用,于修证上无所禆益。培养出来的学僧只学了书本上的知识,自然人云亦云,并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再加上没有实修实证,便只会照搬书上的知识。纸上得来终觉浅,既不能以佛法指引实证断除烦恼,那么所学的佛法便只成了说食数宝。

(三)课程重叠,次第不清

    第三个问题就是目前佛教育趋于平面化。所谓的平面化就是说整个僧教育体系不深入,课程重复、层次不清。很多佛学院教理上都基本以唯识学为主,加上一些佛教的基本知识。初级的教育开设百法明门论,唯识二十颂、三十颂、佛教史等,某些佛学院可能在此基础上再开讲某些经。到中级高级也是这些课程,只是讲得更细一些,法师水平高一些,没有一个由浅到深的过程,反复停留在基本的课程上,造成僧教育不成体系,既不够全面,也不够专宗深入,层次不分明。以致于学僧在求学过程中,不能根据自身需要逐步进行更深入的学习。

三.未来改进僧教育的思考

    佛学院作为融合现代教学模式的佛教教育机构,必须承担起真正为佛教培养人才——“造就僧宝,住持佛教”的重任,这必然要有其明确的办学宗旨和正确的培养目标。妙湛老和尚曾说“僧教育必须从重知识、重史学转移到重三无漏学方面来;从重论学转移到重经学、重律学方面来;从理论与实践脱节转移到理论与实践一致方面来;从重印度佛学转移到重中国佛学方面来。”(《再谈僧教育》)”妙老的论述切中精要,对于未来的僧教育,笔者认为应该有以下的改进。

(一)清除流弊,坚定信仰

    佛学院教学中未能完全坚持佛教本位立场,以致学僧信仰不坚的问题并非始于今日,早已引起一些大德的忧虑。《再谈僧教育》一文中,妙湛老和尚说到:“目前国内外佛学院教学重知识、重论学、重史学的情况,培养出来的人信心淡薄,邪见丛生。我认为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予以彻底改革。”可见,这种不正的风气已是由来有日。作为一个菩萨戒比丘,对佛法的研究必须在站在佛教本位上,如若连基本的信仰问题都要否定,否认三世因果,不承认佛陀的神通等,观点与佛法相违背,那么三皈依的戒体已经不再,这样的话,即是披着佛教徒的外衣败坏佛教了。僧伽教育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必须站在佛教本位,从信仰的角度出发,对于这样的观点,哪怕他是著名的法师所发表,也不应该用这样的论点来教育学僧,而应该观点明确地批判反思这些论点,以免在求学阶段的学僧思想受到不良影响,从而造成信仰淡化动摇。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在过去那个时代培养出的少数法师已经受到影响,并为未来中国佛教的衰退变质留下了不小的隐患,但不应谬种流传,而要亡羊补牢,佛教界应该对此尽快作出反思和批判,彻底根除这种流弊。但以佛教界的现状来看,如果没有一批人不惧障碍阻力,发大心护法,也是很难尽快做到的。

(二)健全僧格,守戒自重

    僧教育之根本乃是养成健全的僧格。既然说明是“僧教育”,那么,所要教育出的对象已经很明确了。佛学院培养出来的学僧应该是真正能够荷担如来家业,养成厚重、成熟的僧格。信仰纯正、道心坚固、惜福习劳、规矩熟谙,戒行无亏,能适应丛林生活。弘一大师曾说“要晓得我们出家人,就所谓"僧宝",在俗家人之上,地位是很高的。所以品行道德,也要在俗家人之上才行!”(南闽十年之梦影)近代毕生致力于僧教育的一代高僧太虚大师曾说,“僧宝清高,佛法兴盛;僧宝污卑,佛法衰替”。“我所希望的僧教育,不是去模仿学作讲经法师而已,必须要学习整个的僧伽生活,要勤苦、劳动、淡薄,要能做担水、扛柴、扫洒、应对,以及处世理事、修禅弘法的工作。从前各种僧学出来的学僧,不但不能勤苦劳动去工作,甚至习染奢华而不甘淡泊,这可说是模仿社会学校所得的结果,而误于“法师养成所”的,以为别种事不可干;除去讲经、当教员、或作文、办刊物以外,把平常的家常事务都忘记了。假若全中国的僧徒都来受教育,那末寺院中家常的工作都没有人去做了。结果、不但不能住持佛教,甚至消灭了佛教,堕落了佛教!像这种教育,还不如没有好!”“现代学僧所要学的,不是学个讲经的仪式,必须要学能实行佛法,建立佛教,昌明佛学,而养成能够勤苦劳动的体格,和清苦淡薄的生活。”“我以为至少要具备下列二个条件,才配称做现代的学僧:一、要守清苦淡薄的原有的佛教生活:出家人,尤其是修学的学僧,不要以奢华的生活为美,而且要比较一般人格外能清苦淡薄,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以此为我们出家人的美德。二、要能勤苦劳动:受过教育而有知识的僧徒,要格外的勤苦劳动才好!”(《现代僧教育的危亡与佛教的前途》)所以佛教界的当务之急,是要倡导素质教育。未来的佛教教育应该以提升人的素质为重点,重点培养发心为佛教奉献,发心以弘法利生为己任的有坚固的菩提愿行的僧才。

    佛学院承担着续佛慧命的责任,我们要培养的是宗教家,其行为足以为人天楷模。假如品行太差,就连社会一般人的素养都比不上,何以化导社会呢?就象种田一样,只有优良的种子,才能结果丰硕的果实。办好佛学院,首重学僧选取,妙湛老和尚说“办好佛学院,要把好招生和考试关,决不让那些混进佛门的马骝子进来,即使招不到人,也要宁缺勿滥。好比农作物选种,要把最好的种子选进来。向全国各大丛林招收有学有修,立志终身献身佛教事业的僧青年。”(《再谈僧教育》)佛源老和尚所创办的云门佛学院在招生时即以考试、考察并重,不仅在理论上进行考试,并且在正式入学前先要对学僧品德进行考察,要求随从参加出坡、坐禅。经过考察期,认为能够适应佛学院的生活,在品德上没有大的问题才允许正式入学,这就保证了入学的学僧的素质,并从根源上保证了佛学院的优良道风。

    第二是需要优良的导师言传身教。佛教的教育,不是一种纯粹的知识传授,而是在传授做人的方法。俗话说:身教重于言教,优良的导师能够从各方面感化学生。云门寺佛学院提倡惜福习劳、农禅并重,佛源老和尚经常给师生讲惜福、培福、爱护常住的道理,出坡劳动时法师带领青年学僧为主力,有时老和尚还亲自参加。

    第三是学院生活丛林化。丛林教育与学院教育,有许多交叉的地方,所以近年来佛教界提出“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的口号,以丛林教育补充学院教育的不足。丛林生活对佛法信心的培养、威仪及日常行持的训练都是不可代替的。学院教育本身注重知识的传授,同学的团体生活缺少上座大德的摄受,学院式的开放生活对于一些自觉性较差的学僧来说缺乏约束力,学僧单单依靠学院形式的教育难以在信仰和修行上得到显著的进步。佛学院应保持基本的丛林生活。这样佛学院毕业后,毕业生回到丛林中,将所学的知识运用于丛林生活中。云门佛学院平时的上殿、过堂、坐香、诵戒、出坡、法会等,佛学院的师生一应参加,遵循常住安排,冬季五个禅七学院停课,师生参加禅七。强调遵守丛林清规,注重僧人行住坐卧四威仪。良好的道风对学僧潜移默化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经过这样的薰习,大部分学僧在毕业后在各处丛林都能如法亲近常住,切合寺院需要。

(三)次第进修,专宗深入,并注重提高学僧讲、辩、著的能力。

    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在浩如烟海的佛法中,想要在一生中精通所有的教理,对大多数人来讲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打好一定的共同基础后,应当专宗深入。即使聪明睿智如玄奘大师,一生中也偏重于唯识进行研究。圆瑛大师一生广涉大小乘诸经论,而于楞严经研究极深,被赞誉为“楞严独步”,他在所著的《大佛顶首楞严经讲义》的序中曾经提到过他当年发愿弘扬楞严经,精心钻研十年方才在楞严经中发明独到见解,有所成就。

    各佛学院安排佛学课程应该有次第。对于初入学的学僧应该根据个人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区分。对于一些文化基础较薄弱的学僧,可以先行进行文化补习。文化基础较好者,直接进入教理的学习。教理方面可分为基础部分与深入部分,不同的阶段,所学内容应有所区分,并且各个层次之间应该做到前后衔接、层次分明。对于初级佛学院,主要可以学习大小乘佛教基本理论,掌握基本名相,及各宗派基本教义。特别对于汉传佛教一些重要宗派,如禅宗、净土、天台等都有个基本的认识,而不只是偏重于唯识。并且需要对于汉传、藏传、南传佛教史及戒律学有个基础。这样对佛法有了整体的认识,建立起正确的总体概念,就能在以后的修学中各宗教理互相能够融汇而不相违背。在这样的基础上,进入中级或高级佛学院时,学习内容就应该在整体佛学基础上专宗化,可专门研究一部大经论或某一方面的经论,务求学有专精。有条件的佛学院可以开办禅修、戒律等专业,加强实修引导,而在文化课程方面的要求可以适当减少。在将来要振兴佛法,八宗并弘,则每一宗都需要既有整体的佛学基础,又有专精一门的深入研究,这样的僧才。而不是象现在很多毕业的学僧什么都懂一点,而什么都不精。

    作为学教理的学僧,在目前多为被动接受灌输的机械教育模式下,对于所学知识难以真正融汇贯通,可能在毕业后觉得什么都懂一些,但又什么都讲不清。佛教传统上要求学教者所具备的辩论、讲说、著述三种应用能力不能够得到锻炼与提高,难以担当起弘法利生的大任。云门佛学院在佛源老和尚的提倡下,开始在部分课程上选拔优秀学僧,在任课法师的指导下进行复讲,通过这种方式锻炼出讲经法师,这也正符合传统上法师开大座讲经,选拔优秀受学者讲小座以培养人才的方式。从2000年开始,学院更采取要求学僧写论文、选取优秀者对论文进行陈述并进行答辩的方式,而且答辩成绩记为学分。对于预科班要求进行演讲比赛,甚至在文化补习班的小沙弥也要求他们进行讲故事比赛。通过这种方式充分调动了学僧的积极性,并激励他们对所学义理主动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对于所学佛法理解得更加深入,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且在辩论、讲说、著述三个方面都得到了实际的锻炼与提高。

(四)学修并重,知行合一

    佛法是讲求实证的,只在义理上做功夫,实际是无法领悟佛法的精髓的。历来能够弘宗演教的高僧都是在修证上颇有真实功夫。证道歌中说:“吾早年来积学问。亦曾讨疏寻经论。分别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却被如来苦诃责。数他珍宝有何益。从来蹭蹬觉虚行。多年枉作风尘客。”即是说如果学佛只在经教文字名相上用功夫,终不能够体悟佛法的本怀,最终只是虚耗时日。天台宗慧思大师得“法华三昧”,自此“大乘法门,一念明达,十六特胜,背舍徐入,便自通彻,不由他悟。”智者大师得旋陀罗尼,辩才无碍。倓虚法师在影尘回忆录中记载,谛闲老法师“二十八岁,在杭州六通寺开大座讲法华经,有一天,讲到舍利弗授记品,自己寂然入定,默无一言。等出定之后,在舌上生出一朵莲花来。自此之后,深得语言三昧,一生说法,辩才无碍。这种修持工夫,与专门学习记诵者,绝不相同。”,所以说谛老一生讲经,并不是在语言文字里去学,而是依靠定慧功夫,倓虚法师并说“我希望后来的人,也跟著古德学,不要专在名言文名句上去用功,因为那是浮面的,而不是究竟的。”由此可见,弘法利生,并非只靠学习知识就可以的,而是要解行相应,有修有证,方才能够真正地利益众生。

    《菩提道次第略论》中说,“或谓佛说大部经文,是讲说法,无修持之要义,其有关修行之心要,当知须于余处别求教授。如斯执者,能于无垢经论,作生起敬重障难,当知是集谤法业障。盖于诸求解脱者,真实不虚之殊胜教授,实为诸大经论,然我等智慧微劣,不堪直接依止经论,须依知识口传,渐次研寻,乃可通达。勿执诸经无益修持,而固守浅显教授。”“今知一切佛语,皆为教授。”即是说一切佛经,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指导我们修行的,如果不能够将佛语引为修行教证,那么只是学习了一些知识而已,如同说食数宝,终不得受用。若将佛法只当作哲学理论知识来研究,那是无法研究出任何结果来的,只是白白浪费了光阴。

    佛源老和尚曾开示,将学修比喻为研究地图与起程行道。须籍教悟宗,不得抛置经教佛语。但也不能专研纸图而缺于实行,因为看图只为了行道,不然就成了颠倒。经教文字,只为直示心源,本源心地,毕竟离文字相、离心缘相。在老和尚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云门佛学院一开始就学修并重,并且要求在打好一定的共同的基础后,应当深入一宗。文化补习班、预科班为基础班级,主要在打好佛学基础,提高文化基础。他根据云门寺禅宗祖庭的特点创办了禅修专业,又根据尼众较喜欢持戒念佛的修行风气,创办了律学专业(尼众部),还曾经开办了梵乐专业。禅修专业注重实修,课程设置较少,但专宗色彩非常突出,每日禅堂坐香,目标是培养一批“腿子好、规矩熟、行持严、理路明”的禅僧,为禅庭注入新的活力。律宗专业尼众部秉通愿律师遗风,“教宗华严、行在南山、归于净土”,课程设置除最必要的古代汉语、佛学基础和华严、净土外,全部为戒律学课程,并根据学律次第分设班级,专宗色彩非常突出。即便以经论学习为主的教理专业正科班,学僧还要每日进堂坐早板香和养息香,冬季参加五个精进禅七。并且还安排了一些对实际修行较有指导意义的课程,如《二课合解》《戒律学》《丛林清规》《修习止观坐禅法要》等,甚至南传佛教的基本禅修理论等,这些都使学僧能够将所学与实际的修行结合起来。

    佛教密宗在专宗色彩、修法的次第上也非常有特色,这点也可作为借鉴。以能海上师为例。能海上师在成都近慈寺开办道场,接引学僧。“内分学戒堂,五年学戒;学戒之前,先学威仪事相等,名学事堂,学戒以后,进修加行,名加行堂,外来僧众已曾学戒者亦可入此;最上金刚院,由台山来川诸上座所居,专修金刚乘法;未满廿岁之沙弥,则另设沙弥堂,学戒学法,作为比丘之基。每年结夏安居,传授大戒,半月一次诵戒,上半月烧护摩十五天,经常讲经灌顶传法,每日念诵修定,如法薰修。观堂持钵,三衣不离,一切悉遵佛制。最盛时常住比丘近二百人,沙弥七、八十人,讲经传戒期间七众约五、六百人,黄密道风,名闻中外。”学修合一,逐次深入,修学层次是非常分明。

四.结语

    清末民初兴起的近代僧伽教育运动,经历了百余年复杂多变的历史时期,应该说至今尚未成熟。所以我们应当作一个回顾和反省,不断地在摸索中改进,改进中摸索。佛教未来的希望,就在于涌现出一批足以荷担起如来圣教的僧才,佛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出一批学修并重的僧才,住持三宝,振兴佛法,使佛教后继有人,将正法久住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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